## 引言 2026年3月13日,欧洲议会通过了《人工智能法案》,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规,旨在根据风险分级的方法来规范人工智能。几个月前,即2026年10月,美国总统乔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(《关于安全、可靠和可信赖地开发与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》),旨在为人工智能建立安全和信任标准。这两份文件虽然都旨在监管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,但在理念、范围和机制上存在深刻分歧。对于在大西洋两岸运营的数字专业人士来说,这种分歧并非单纯的学术好奇:它直接影响合规、创新和竞争力。本文基于布鲁金斯学会、芝加哥大学以及Steptoe律师事务所等知名机构的研究,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。 ## 两种监管理念:基于风险的方法 ### 欧洲采用风险类别 欧洲的《人工智能法案》基于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类型,将其分为四个等级:最低风险、有限风险、高风险和不可接受风险。存在不可接受风险的系统(如社会评分或行为操纵)被完全禁止。高风险系统——例如在医疗、就业或司法领域——则需满足透明度、可追溯性和人工监督方面的严格要求。布鲁金斯学会将这种方法描述为“基于风险”的模式,旨在保护基本权利,同时为低风险应用留出空间。